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的外国人
核心提示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日期确定的程序与绝对保密性使能出席的外国人少之又少，择何日举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当时在外交上也是很敏感而举世关注的。
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筹备
开国大典的日期确定的程序与绝对保密性使能出席的外国人少之又少，择何日举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当时在外交上也是很敏感而举世关注的。
当时西方通讯社对于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时间，在八九月间已经有了种种揣测：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办事讲究选择吉日良辰，极有可能在占领华南、西南基本统一大陆后，于1950年元旦这天举行仪式，“元旦”是中国人认为一年中最好的喜庆开端日子；在9月27日政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定为首都消息传开后，也有西方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有好感，既然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人物都已云集北平开会，或许他们会选择辛亥革命的“双十节”10月10日这天，举行大典的仪式。
关于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及采用的纪年等开国的诸多事宜，一些书籍和文章都已有详细生动的记述与描写，但关于“10月1日”开国大典日子的选定，至今尚未见到完整、专题及甚为具体的文字记载。
新政协筹备会议在6月15日开始开会，7月7日过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要由中央、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筹委会根据中央指示拟定的开国大典有三项内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当时由杨成武与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个是西苑机场，场地宽阔，展得开，无须阻断交通，但须另搭两三个看台，工程大，且赶不上天安门城楼宏伟状观；另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须断绝交通４个钟头，当时的长安街较窄，不能按照正规阅兵的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
周恩来终于在阅兵方案的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谈到了开国大典的日期和地点：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九二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主要考虑防止敌机长途奔袭，按照敌机远程飞行袭击的规律，一般都是上午起飞，下午基本不动。当时，在北京四周远近，华北军区已经布置了有序的高射炮群，严阵以待。年轻的人民空军也作好了一级战斗准备，并安排了届时在北京上空巡逻的战斗机。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给受阅部队下了一道死命令：万一发生空袭，一律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
万事俱备。一直保密的开国大典的时间，直至10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才由北京新华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向全世界发出预告。这时，离下午大典正式开始的时间，只剩5个小时了。
这就造成了能有幸参加开国大典的外国人少而又少。
苏联友人在开国大典上
赶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是１０月１日的上午才乘火车到达北京的，差一点就赶不上了。
周恩来总理和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刘少奇到前门车站欢迎。团长是大名鼎鼎的苏联著名作家、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代表团中还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与好些有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全团约有４０多人。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未能邀请外国的政府代表团或党政代表团参加。这个苏联的民间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
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开国大典后的10月2日或3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苏联文学艺术家代表团全体成员。这该算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
毛泽东作了长篇的精彩讲话，会见延续了两个钟头。在师哲的回忆录里，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说：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它有苏联这样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
他的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使代表团中许多人听到动情之处，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师哲形容说“出现了罕见的动人的场面”。
美国上校偷拍开国大典
怎么突然冒出一个美国上校在拍摄开国大典？公安部门建议抓起来或是没收其胶卷，总指挥聂荣臻要请示毛泽东才行。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麦克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开国大典的第一项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正在进行之时，负责警戒和保卫开国大典安全的公安人员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穿军装的美国军官正站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围墙附近，频频地进行拍摄。
公安人员立即将此情况向指挥部作了紧急报告。位于天安门城楼下黄房子里的指挥中心得到报告，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美国军人的身份：此人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个中国通。此人在抗战后期曾经作为组长率领美军观察组到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有过交往，对我党我军有过友好的态度。
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指挥中心不敢决定对这个非法拍摄者采取安全行动，就立即用紧急电话报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聂荣臻。
聂荣臻接了电话，觉得这涉及到外交事宜，需请示毛泽东。聂荣臻走近城楼前侧栏杆旁的毛泽东，简单明了而小声地报告了情况。
毛泽东听了说：“哦，是包上校呀，我认识他。”
聂荣臻小声地问：“阅兵式能让他随便照吗？没收他的胶卷吧。”
毛泽东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吧。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其实，开国大典的前一天，9月30日，包瑞德已经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拍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从天安门正面拍摄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据说，这张照片后来在美国被报刊发表了，但细心的包瑞德发觉：这张照片与１０月１日开国大典及以后的天安门正面的毛泽东画像怎么会有一点不同？
这当然是包瑞德所无法弄明白的。原来，10月1日凌晨，周恩来到天安门来作检查的时候，发现城楼正中高悬的毛泽东画像，是根据毛泽东自己选定的照片所放大而绘制的。这是解放区的老百姓很熟悉的一张照片。著名画家周令钊在绘制时，在画像下方留有二尺余宽的一条白边，下面写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验收时，觉得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自己为自己题词，就指示赶快将这几个字涂掉。
包瑞德在９月３０日所拍的那张照片，就成了绝无仅有的绝版。
开国大典的胶片失火焚烧了
苏联摄影师不慎将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失火烧了，回国之后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处分，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这是几个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人。
他们可以随意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所有的人。人们注意到，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让他们随意拍摄，还随他们的指令作一些配合。在地面，还有一部小吉普协助他们。在天安门东侧视野最广的位置，还为他们搭了专用的高台。
指挥部得知他们拍的是彩色影片的电影。当时指挥部里几乎没有人看过什么彩色电影，都觉得很神秘。
这是斯大林派来的纪录电影摄影师。那是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主动热情提出来的。这次他们拍摄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得到了主人破例提供的各种拍摄方便条件。
他们的干劲很大，跑上跑下，开国大典那一天，从头到尾一直开着摄影机拍摄，机器一直响着连续而均匀的嗒嗒声。他们从毛泽东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拍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中闪烁，然后他们才兴高采烈地抱着几十本沉甸甸的胶片盒子，回到所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宾馆里。这个宾馆在北平解放初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他们的这些珍贵的底片都堆放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
胶片是易燃品，偏偏开国大典后没几天，这个堆放胶片的房间起了火灾！
几十本胶片几乎全烧光化成了烟。好不容易抢出来几本胶片也残碎不堪，无法再用。这几个年轻人在宾馆前失声跺脚痛哭。
天呐！开国大典只能有一次呀……
据说，他们回国后受到了斯大林严厉的斥责与处分，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周恩来听说底片都给火烧了，在“啊”了一声之后，难受得有好几分钟都沉默着没有说话。
惟一感到幸运的是，我们自己的那些从延安来的经历了战火考验的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纪录片，里面保存了开国大典的珍贵场面。
接着，斯大林又派了一个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来重拍，周恩来有了教训，这回让中国电影工作者与苏联人合拍，由总政派出懂艺术的黄镇将军担任顾问，这就是中苏两国合拍的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
这部影片获得了斯大林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