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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就读过鲁迅，记得小时候最早读的是一本连环画，讲的是鲁迅的故事。其中一个情节对小孩子来说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情节是说，鲁迅在日本学医的时候，有一次看纪录片，内容是中国人被砍头，旁边有一大群中国人围观。连环画里的场面，至今我还有印象。鲁迅说他受不了国人的麻木和冷血，决定弃医从文，要唤醒国民，要在黑屋子里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此以后，中国人麻木、冷血，喜欢看杀人等等，在一个孩子的脑海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又读到了《狂人日记》，其中一段话成为了经典：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在我年轻的时候，《狂人日记》看过很多遍，它给我的印象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中国人历来就残酷，从来就喜欢残忍，这个观念开始固定在我的记忆里。加上鲁迅的另外一篇小说《药》，主人公还拿烈士的鲜血蘸着馒头给儿子吃下去治病，这种印象更加得到强化。通过鲁迅的教诲，以及其他的一些言论的传播，例如对凌迟的渲染等，我当时真的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从治国根本的“仁义道德”到愚昧无知的普通百姓，从来都嗜血，从来都草菅人命，中国人的残忍似乎已成为彻底的定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吃人的是我的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但是，那时候好像没想过，自己生于这样一个社会，是否也天生带着嗜血的基因？
与这种观念相对照的，一是西方对中国的落后、野蛮所做的批评，二是国人对西方热情洋溢的介绍。由此产生另一个关联的观念：西方社会是文明的代表，西方不管是制度还是老百姓的日常习惯都比中国先进多了。必须承认，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全面了解，中国的残忍是别人告诉我的，外面的文明也是别人告诉我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观念不太对。比方说，围观死亡的热情和嗜血的心理，并不是中国人的普遍现象。比较而言，欧洲人的这一爱好比中国人强烈得多。
古罗马的竞技场可以容纳9万观众，而这些观众最大的乐趣就是观看死亡，甚至还参与死亡的决定。古罗马竞技场里轮番上演的血腥场面，是整个民族嗜血心理的典型代表。后来我还知道，城市广场是欧洲文化的特征，中国古代城市没有大型广场，也没有大型群众集会的场所，欧洲古代展览死刑是在广场上，而中国古代一般是在城墙上。因此，中国古代执行死刑才会采取游街的方式，而不是群众集会。广场集会和游街相比，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
欧洲中世纪执行死刑和展览死刑，都有大量的群众围观，其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几万、几千群众围观死刑，在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欧洲。而且，欧洲围观死刑的群众还很激动。就在鲁迅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吃人”之前不
久，19世纪初，英国的一次绞刑有4000多群众观看。可能是广场不够大的缘故，也可能是没有罗马竞技场那种梯形观看台的缘故，也可能是一次杀人太少，群众难以轮流看到的缘故，4000名狂热的死亡看客竞相拥挤。一个犯人的绞刑仪式完成后，广场上又发现了100多具被踩死的群众尸体。我才知道，原来欧洲人对于他人死亡的热情远远超过中国人。
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只是小说的描写，具有特指的寓意。后来我发现，真实的群众“吃人”的狂欢场面，也多次在欧洲出现。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砍头后，很多民众涌上前去，用手帕、领带、衣服等容易吸收液体的物品，蘸取国王尸体上的鲜血，当场舔食。鲁迅说的人血馒头只是用来治“痨病”的特殊用途，而巴黎人舔食国王的鲜血，是想沾染贵族气息，比治病更具普遍性。幸亏死者是国王，否则他很可能就被群众当场吃掉。17世纪时，法国一个谋杀国王的刺客被公开以磔刑处死。这名刺客的身体被刑具撕裂后，民众冲上去争抢切割，有的就近烧烤，有的带回家，有的当场生吃。记载说，有一名妇女当场吃掉了死者的心脏。这次行刑后，有人写道，这名刺客是被巴黎“分享”了。我才知道，原来欧洲人比中国人更加残忍，更加嗜血。
我并不想否认鲁迅所说的中国传统有残忍的一面，但是，如果按照鲁迅的引导就简单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就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民族，我终于发现这个“既定”的观念是错的。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更残忍，更喜欢残忍，中国人绝不是世界上最残忍、最野蛮的民族。我认为，鲁迅当年表达这种心情，是他恨铁不成钢的物极必反。鲁迅的这种做法造成了一个严重的误导，使得我在年轻的时候，上了他的一个当。但是，这不能责怪鲁迅，只能责怪那些用鲁迅的这个观念来教育孩子的人。我不明白，当初为何要拿这样残忍的内容来教育儿童？
后来我发现，上了鲁迅当的人是因为没有认真看明白鲁迅的书。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还说到：“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原来，残忍并不是中国人的特色。但是，这也怪鲁迅没有讲清楚“当初野蛮的人”都是谁，如果鲁迅说清楚这个问题，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后来的误会。
鲁迅紧接着还说道，当初野蛮的人，有些人“要好”，后来变成了真的人；有些人“不要好”，于是“至今还是虫子”。这个结论似乎也是铁定的。大家按照小说之外的逻辑推想，当初野蛮的西方人就是“要好”的人，现在变成“真人”了。当初野蛮的中国人依然“不要好”，所以还是野蛮人。但是，西方人真的“要好”了吗？
《狂人日记》、《药》等作品发表于1918年，我不知道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人那么残酷的厮杀，鲁迅是否还认为他们很“要好”。是否原来的吃人，改成了用钢铁、火药、毒气杀人，造成900多万人死亡就是“要好”？我不知道在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看到600万犹太人的死亡，全世界5000多万人的死亡，鲁迅是否还认为那些“要好”的人已经变成了“真的人”？再看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死亡的人数加起来快要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了，难道“要好”的“真人”，就可以随意杀害“不要好”的“野蛮人”？
所以，我只能认为，鲁迅当初说那番话的时候，是恨其不争的气话，是痛定思痛的悲伤，是破釜沉舟的勇气，是矫枉过正的手段，是断绝一切后路的决心，是一种跌到最低谷再奋勇爬起来的精神力量。为此，鲁迅夸张了一些事实，隐瞒了一些事实，才造成很多人的错觉。因为在鲁迅身处的时代，随着世界大环境的改变，中国改变的动作太慢了。鲁迅心急如焚地感到，如果不用醍醐灌顶、当头棒喝的方式，如果不强烈地发出震耳欲聋、惊天动地的声音，就无法迅速改变国人墨守
陈规、固步自封的状态。
如果说我在年轻的时候被鲁迅误导了，我也不会责怪他。因为，当我更多地了解了世界，我才理解了鲁迅的心情——他是不愿意看到中国人被别人全部吃掉。在别人虎视眈眈要吃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自己互斗，那只有死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