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
作品运用丰富的想像和大胆的夸张，设计了三桩誓愿显灵的超现实情节，显示正义抗争的强大力量，寄托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反映了人民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愿望。这是本折也是全剧刻画主人公形象最着力的一笔，是作品艺术性的集中体现，使悲剧气氛更浓烈，人物形象更突出，故事情节更生动，主题思想更深刻，既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充满奇异的浪漫色彩，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历来评论家都以“本色”二字概括关汉卿戏曲语言的特色，即语言通俗自然、朴实生动，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和个性，能为展开剧情和刻画人物性格服务。
在课文中，指斥天地的场面高亢激越，冤气冲天，紧张急促；诀别婆婆的场面如泣如诉，哀婉凄惨，徐缓低回；三桩誓愿的场面感情如火，激荡如潮，慷慨激昂。这三个场面的描写，以质朴无华而富于韵味的语言，深刻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逐层深入地刻画了人物性格。课文中的曲词，都不事雕琢，感情真切，精练优美，浅显而见深邃。例如【快活三】【鲍老儿】二曲，连用四个“念窦娥”，一写无辜获罪，二写身首异处，三写身世孤苦，四写婆媳情深，寥寥数语，百感交集，哀伤不尽，令人凄怆，刻画出窦娥与婆婆死别的悲痛心情；【滚绣球】全曲以及【一煞】中的“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突出地显示了人物的个性，语言平实，具有很强的概括性；不少古白话词语，如“只合”（只应该）“怎生”（怎么）都表述得十分生动。课文中的说白，如窦娥向刽子手请求走后街不走前街的对白，以及窦娥与婆婆诀别时的对白，都是相当动人的，凝练而又明白如话，声气口吻酷似其人。课文中的曲白也配合得很好，如三桩誓愿的场面，三次用“白”提出誓愿，依次讲出“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若窦娥委实冤枉”“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三次用“曲”强化感情，依次对以相应的四个典故来抒发胸臆。曲白相生，语言朴素而富于感情，把窦娥为其冤屈而抗争的精神表达得深切感人。
窦娥发出三愿前，依次讲出三句话：“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若窦娥委实冤枉
”，“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剧作家通过这多次的重复，重在说明：由于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才使得孤苦无告的窦娥惨遭杀戮，蒙此奇冤。所以她受刑前发的三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这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才能一桩桩都应验，真个是，连“皇天也肯从人愿”。可见，“冤”“怨”二字是贯穿始终的。剧作家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由于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因而观众不仅不感到荒谬怪诞，相反，倒因此更加深切同情窦娥的悲惨遭际，深切痛恨封建法制的腐朽乖谬和奸民恶吏的滔天罪行。激起观众对剧中人物事件强烈的爱和憎，正是悲剧所要达到的戏剧效果。能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有坚实的现实生活基础，又有通过想像和夸张，反映出女主角主观上所表现出的而非客观上能实现的愿望，实现了人物性格，深化了作品主题，使人物和剧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使整个作品达到了“寓褒贬，别善恶，分是非，明爱憎”的目的，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
（沈继常《一腔怨气如火，感天动地惊鬼神》，《高中课文分析集》第二册，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窦娥的三桩誓愿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现实世界上，窦娥的鬼魂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这些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作品里发生了，并且显得那样地合情合理，一点也看不出有牵强的痕迹，以致我们读了之后，相信它符合于生活的真实。这就是作者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手法的一种成功的表现。正是这些浪漫主义的描写，创造了浓郁的悲剧气氛，使主题逐步地深化，构成了全剧的高潮，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所以，我们把《窦娥冤》看作是一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分开看来，它的现实主义主要表现在前两折里，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后两折里。尽管是这样，合起来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结合却是紧密无间的。可以说，全剧如果没有那些现实主义的描写，就不可能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窦娥冤狱的典型意义，认识到封建制度的残酷、吃人的本质。同样地，全剧如果没有那些浪漫主义的描写，也就不可能使我们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受压迫者的至死
不移的复仇意志，感受到真理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刘世德《谈关汉卿的〈窦娥冤〉》，《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部分，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