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论音乐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
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
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礼记·乐记》)
孔子和荀子的音乐观
春秋战国时期有不少思想家阐述了对音乐美学问题的见解，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孔子和荀子。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有音乐实践经验和音乐修养。他整理过《诗经》，使“《雅》《颂》各得其所”，整理的重点在音乐方面。孔子关于音乐的言论虽然是片断的，但已表明了他的基本观点。他认为礼和乐都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二者相辅相成。音乐能起感化作用，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因此，就乐舞形式的“美”和内容的“善”比较而言，他更强调“善”。孔子说“郑声淫”(淫：过分)，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这是指郑国民间音乐说的，认为它放任而不合礼所要求的中和原则。但孔子并不反对一切民间音乐，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曾加以肯定。对于相传是虞舜的乐舞《韶》，孔子多次赞扬，认为“尽美矣，又尽善也”，已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以他在齐国听到《韶》乐，竟然陶醉三个月而不知肉是什么滋味。在孔子看来，对待乐和对待礼是一样的，阶级差别是不能超越的。鲁国大夫季氏使用了天子的“八佾”舞(64人)，孔子就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季氏能忍心做出这种事来，还有什么别的事情不能忍心去做的呢?孔子把乐看得和礼一样严肃。
荀子(前313—前238年)或荀子学派的音乐思想，集中保存在《荀子·乐论》篇中，但文义多有重复，可见非出于一人之手。也可能是荀子在不同时间所讲述，经各弟子记录，最后辑入此篇，其中可能已有弟子引申发挥的地方。《乐论》采用了和墨子辩论的形式。它继承了孔子的若干论点，经过发展改造而形成法家的音乐理论。荀子认为人们需要音乐，这是“人情所不免”的，但为了防止音乐陷入邪乱，必须“制《雅》《颂》之声以道(导)之”，“感动人之善心，使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他反对的“淫声”“夷俗邪音”和“郑卫之音”，实即泛指民间音乐。他要求音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把音乐的社会功能提高到政治教化。他又说：“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撄—侵)。”还说：“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比孔子又进了一步，荀子把礼、乐作为专政的工具，显示出法家的精神。
(选自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在古文献中的材料说明，先民们不仅早已具有关于音乐的审美意识，而且也发生了关于音乐的起源及其功能的种种想像性思维，认为音乐起源于对自然、风、气的模仿，音乐的功能是可以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战胜敌人等等。当时这些看法都是在宗教与神话的形式中出现，成为以后文明社会中音乐思想的胚胎和萌芽。
大约在西周时代，统治阶级已经把制礼作乐当作国家大事来看待，并认识到音乐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到了奴隶社会末期，亦即在先秦诸子之前，普遍流行的一种音乐美学思想，便是掺有宗教观念的音乐多功能说，认为音乐不仅具有教化作用，而且还具有“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春官》)等多种功能。其次还发展了关于音乐特征的“和谐说”。西周末年有一位名伯的史官曾提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以及“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等等主张。这里“和”的含义正是多样的统一。此外，“和”还有适中、不过分的含义。这一切在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如季札、子产、晏婴，音乐家如州鸠等人的言论中，普遍有所反映。它们已经开了儒家音乐思想的先声。
此后，便进入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灿烂时期——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在诸子中为首的是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孔子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①主张给音乐贯注以“仁”的道德内涵，要求音乐必须具有“仁爱”(仁者爱人)的精神。②提出了“尽善尽美”说，第一次把音乐的审美标准提到了美、善统一的高度。③强调音乐作为教育手段的作用，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将音乐置于突出的地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④第一次对音乐艺术的逻辑给予形象的描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热烈状);从之，纯如也(和谐状)，如也(清晰状)，绎如也(不绝状)，以成。”⑤打破了以往音乐观所通常具有的宗教束缚，在他的美学思想中，已不再予宗教以任何地盘(“子不语怪力乱神”)。
继孔子之后，为儒家音乐思想真正建立起一个模式的人是战国末期的荀子(公元前313—前238)，他所写的《乐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关于音乐美学的专论(见《荀子》)。其主要成就在于：①以音乐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说与“中和”的审美标准说为中心，将礼乐思想进行了归纳、整理，使之理论化，并坚持了无神论的立场。②提出了以“理”(礼)节“情”说。他认为音乐的本质是人的心理活动、思想感情的表现，但人的情感如不以“礼”约束，必然导致混乱。他提出一些关于音乐的“享乐”说。其大意是：音乐本身具有娱乐作用。人的本性是“多欲”，追求对于“綦声”“綦色”的享乐。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情欲(包括追求音乐享受)的合理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中国古代，比较充分地体现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著作，尚有《吕氏春秋》(战国末年吕不韦门客所撰)与《礼记·乐记》(一说为先秦公孙尼子所撰，一说成书于汉代。这里取后一说)。从儒家音乐思想的历史演变看，荀子《乐论》如果是其奠基性作品，《乐记》是集前人之大成的著作，《吕氏春秋》便是这二者之间的一环。
《乐记》中最著名的论点：“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等(在《吕氏春秋》中已具雏形)，对后来中国的整个艺术和美学(包括文、诗论)都有巨大影响。《乐记》阐述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以及美与善的关系问题。对孔子“尽善尽美”论予以进一步发展。《乐记》的《师乙》篇，记录了一位名叫乙的著名乐师关于他自身艺术实践经验的谈话。其中第一次提到了音乐与言语的关系，认为音乐是言语的继续、加工和延伸;歌唱起源于人们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
中国古代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礼乐思想，演进到《礼记·乐记》，已经达到了极限。自汉代以后，虽然一直绵延不绝，但大多陈陈相因，基本停滞，罕有发展了。
在先秦时期，与儒家礼乐思想持对立观点的思想家，主要有老子(生卒年代略早于孔子)、墨子和庄子。墨子著有《非乐》篇，他从小生产者的狭隘立场出发，认为搞音乐浪费人力、财力，妨碍生产，极力加以反对(见《墨子·非乐》)。老子、庄子的理想是回到人类的最初状态，即“至德”之世。他们认为，在那至德之世，民性素朴，既无礼乐，也没有君子、小人之分。等到有了礼乐，世界便产生了对立，人们也就有了争斗心，人世间原有的纯朴之美便遭到破坏。庄子的思想是反对人为，因而否定礼乐。另一方面，老子、庄子又是懂得音乐艺术规律的人。老子讲“大音希声”，又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庄子讲“至乐无乐”，并且把整个宇宙自然、天体运行看成是一首最完美、最和谐的无声乐曲。庄子认为：音乐的规律与宇宙自然的规律之间是相通的、一致的。自然界本身含有音乐中所具有的许多因子，如节奏、韵律、合规律、和谐等等。所以在庄子看来：音乐也是以大自然为蓝本而被创造出来的，而蓝本必定胜于模本，自然美必定胜过人为美，因此无声之乐必定高于有声之乐。大约这就是“至乐无乐”的含义所在。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师教学用书》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