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的故事情节取材于12世纪的丹麦史。此前曾有多位作家改编过，1601年，莎士比亚重新加以改编，把一段中世纪的封建复仇故事，改写成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面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哈姆莱特形象也成为世界文学中著名的艺术典型之一。
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之口谈论戏剧时说：“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也就是说，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反映时代，反映现实。莎士比亚的戏剧一般取材于古代的或者外国的故事，但它表现的却是当代英国的生活和斗争。《哈姆莱特》就是借用丹麦的历史事件来反映英国的现实生活的。正如作者借主角的口所说的“是这一时代的缩影”。
作者写《哈姆莱特》的时候，英国已不再是“快乐的英国”，而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当时的英国是资本原始积累最典型的国家，全国到处是乞丐、流浪人，而朝廷却挥霍浪费，甚至还颁发血腥法令，禁止乞讨、流浪，使他们走投无路，除受饥挨冻之外，还要遭到鞭打、割耳、打烙印、绞死，社会动乱不堪，简直是人间地狱。莎士比亚深感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和英国现实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他开始在《哈姆莱特》中深刻揭示出这一矛盾。
悲剧一开始，莎士比亚就描绘出一幅丹麦宫廷的混乱局面。老王驾崩不久，新王就同寡嫂结婚，婚礼紧随着丧礼，敌军压境，宫廷中却通宵达旦地酗酒取乐。正如军官马西勒斯所说，“丹麦国里恐怕有些不可告人的坏事”。宫廷中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社会上群情激情，一触即发。当御前大臣波洛涅斯被哈姆莱特误杀致死后，他的儿子雷欧提斯从法国赶回丹麦，登高一呼，就号召起大批暴乱群众杀进宫去，其声势之大，正如侍臣向国王报告的：“比大洋中的怒潮冲决堤岸，席卷平原还要汹汹其势。”哈姆莱特在墓园中对他的好友说：“凭着上帝发誓，霍拉旭，我觉得这三年来，人人都越变越精明，庄稼汉的脚趾头已经挨近朝廷贵人的脚后跟，可以磨破那上面的脚疮了。”因此哈姆莱特说：“丹麦是一所牢狱。”又说，世界也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这里说的丹麦，指的正是17世纪初的英国。
莎士比亚通过这一个古老宫廷仇杀的故事，对以克劳狄斯为首的专制王朝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对王子哈姆莱特这个人文主义者所进行的反封建暴政的斗
争，给与了热情的赞赏和深厚的同情。悲剧主人公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论出身，他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但在一个开明君主家庭里长大的他，在人文主义新思潮的堡垒--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形成了他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他是“欢乐的王子”，对“人”抱有美好的看法：“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崇尚理智，重视事实和经验；他谴责暴虐压迫，主张“友爱”，反对人对人的奴役。他对爱情、对友谊、对人性都有一整套人文主义的观点。而他自己也有文艺复兴时期“全面发展”的“巨人”的性格，剧作借奥菲利娅之口说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这样的一位“欢乐王子”自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戴，这点，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克劳狄斯一再说：“他是为糊涂的群众所喜爱的。”“一般民众对他都有很大的好感。”甚至连海盗也没有伤害他的性命。总之，“欢乐王子”是一个理想的人文主义英雄。
可是，戏一开场，他就陷入了家庭的不幸之中。他所崇拜和热爱的父王突然死去，他所爱的母亲很快就同他新登基的叔父结了婚。坚贞的爱情、忠诚的友谊，一个人文主义者所宝贵的生活理想，都开始破灭了。他感到忧郁：“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他悲叹：“脆弱呵，你的名字就是女人！”他愤激地呼喊：“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苦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他说：“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深感责任的重大，也深感敌对势力的强大和自己面临任务的艰难，他陷入了深沉的忧郁之中，这就是所谓“忧郁的王子”。
忧郁的哈姆莱特装疯，这既可以躲过对方的耳目，也可借此试探对方，还可疯言疯语，发泄对当前黑暗现实的不满。但哈姆莱特万万想不到，他的老同学，甚至他心爱的情人也竟然变成了奸王的帮凶。他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在丑恶的现实面前完全破坏。他甚至考虑到“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尽管如此，他并没有一刻忘记复仇的任务，而是安排了“戏中戏”，以便进一步证实奸王的罪行
。但他同时又显得优柔寡断，犹疑不决。他本可以乘奸王单独一人忏悔的时候，从背后刺进一剑，可只是由于寻找正义的手段，他放弃了，因为他感到这时刺杀会使奸王的灵魂进入天堂。这就是所谓的“延宕的王子”。哈姆莱特最后虽然成了“行动的王子”，在与雷欧提斯比剑时杀死了奸王报了父仇，但他自己也中了敌人的诡计，遭毒剑刺伤死去。而他给自己提出的要“重整乾坤”，改造牢狱般的社会的使命并未完成。
哈姆莱特是一个深受群众爱戴的王子，又“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去报仇，去把混乱的局势整顿好。但是，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封建势力还很强大的时代，他的敌人又是一个无比奸诈，善于笼络臣下的国王；而他自己，一个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既不相信暴力，又不相信群众，当不满的人民已经被雷欧提斯煽动起来反抗暴君的时候，他始终把这一件艰巨的事业单纯作为只能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的任务，甚至只把复仇的计划告诉霍拉旭一人。他孤军奋战，终于抱恨死去。
哈姆莱特的悲剧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因为他所处的时代还缺乏先进分子必然胜利的条件。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尽管如此，哈姆莱特却是以自己的死来赢得了对旧制度、旧势力的道义上的胜利，从而鼓舞着后继者的壮志。因而观众或读者的感受是悲壮而不悲观。这就是为什么这部杰出的悲剧直到今天仍然感动着、鼓舞着我们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