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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朝历史简介|汉朝历史简介(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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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前202年—8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

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篡汉自立的短暂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另外,部分学者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分,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史中。

两汉时期是当时世界上一个伟大的一段历史,汉高祖至汉文景时期的汉朝,经济实力直线上升,成为东方第一帝国,与西罗马并称两大帝国。中亚和西域各大国也都闻而惧之。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汉帝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匈奴帝国战败而向北狼狈逃遁。张骞出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中国从此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直到一千多年后蒙古人的叛乱。正是因为汉朝的声威远播,外族开始称呼中国人为“汉人”,而汉朝人也乐于这样称呼自己,“汉”从此成为了伟大的中国华夏民族的永远的名字。

汉代起初在汉高祖刘邦时根据五德始终说,定正朔为水德,到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朝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汉朝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炎刘”。

汉代为汉高祖刘邦建立的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前期定都长安,又称西汉、前汉;后期定都洛阳,又称东汉、后汉。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个强盛、富饶的王朝,它继承和巩固了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此期间,中国一直以世界强国的面目屹立于世界之林。因此,西汉王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西汉共传十四帝,前后经历210年。

西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华各民族的核心汉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战国时各国的文化便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中华地区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多方面都逐渐趋于统一,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从此中华地区的各族就出现了统一的汉族。汉族和周边各少数族都是汉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汉族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在中国各兄弟民族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发展和自然形成的结果。汉以后历代的朝代名称虽有变换,但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始终未变。
【国号释义】

楚霸王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以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改国号为“汉”。汉朝前期都长安,后期都洛阳,故从都城上有“西汉”和“东汉”,从时间上又有“前汉”和“后汉”之分。
西汉

秦朝灭亡以后,项羽和刘邦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刘邦在手下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辅助下,在垓下之战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于公元前202年正式称帝,定国号汉,汉朝就此开始。虽然公元前202年刘邦才称帝,但因史学界计算西汉年数时,为了与秦朝灭亡时间相接,则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汉王”算起,并以十月为汉高祖元年的首月。

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用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在政治上,则先分封功臣韩信、陈豨、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为了防止反叛和巩固皇权稳定则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或贬或杀,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此时,由于历经多年动乱,国力较弱,而刘邦在攻打匈奴时,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即白登之围事件,从此以后,汉朝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和财宝换取帝国和平,于是,汉朝初期并没有什么战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继位,但是在此期间,实际是吕后摄政。吕后尊刘邦遗嘱用曹参为丞相,萧规曹随,沿用刘邦的黄老政治的政策,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为史家所称道,但吕后同时又任用外戚,压制功臣,酿成“诸吕之乱”。

吕后死后,诸吕之乱被以周勃为领袖的大臣铲除,众臣迎立汉文帝刘恒。他和儿子汉景帝即位期间,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虽然景帝年间(前154年)发生了此时期唯一的动乱—“七国之乱”,但是仅经历数月即为周亚夫所平定,并未对汉朝带来实质影响。这段时期,匈奴虽然几次入寇中原,但大多数时间里和南越一样,出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汉朝方面则不断积蓄国力,透过马复力等措施来积极备战。这一时期史称文景之治,是中国成为大一统时代以来,第一次被传统历史学家称羡的盛世时代。

景帝死后,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武帝在位期间(前141年-前87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在政治上,武帝加强皇权,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不再能够对中央构成威胁;后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了百余位列侯的爵位,即史书上所称的“酎金失侯”事件。经此二次事件后,中央集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文化上,废除了汉朝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治国的思想,积极治国;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重用儒术。尽管武帝时期兼用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汉朝也一直“霸王道杂之”,但武帝时期对儒家的采用,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视,并在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军事上,积极对付汉朝的最大外患--匈奴。在这期间,汉朝先后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等天才将领,终于击败匈奴单于,使得“漠南无王庭”。又吞灭南越国,征服朝鲜,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霸主,世界第一帝国。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并先后以两位翁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西域大国,而达到了离间西域和匈奴,进而控制西域的目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经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因此有了“丝绸之路”的美称。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这是今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统辖的开始。但是,汉朝经历多年战争,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导致汉朝国力衰弱,前朝积蓄被挥霍殆尽。为此,汉武帝晚年曾发表著名的轮台之诏,希望不再穷兵黩武,也使汉朝不至于败亡。为抢救经济,武帝在位期间曾采取一系列政策,将铸币、盐铁收归中央管理,加强农业生产,实行和籴法,开凿白渠,并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稳定物价,与民争利,加强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汉武帝晚年,发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太子刘据因此被害。武帝死后,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汉昭帝登基之初,由上官桀、金日磾和霍光三人共同辅政。但是在元凤元年(前80年),爆发元凤政变,聪明的汉昭帝清醒的诛杀了上官桀等一批阴谋权臣,避免了霍光被怨杀。霍光从此辅佐汉昭帝治国。昭帝时期遵循武帝晚年的政策,对内继续休养生息,以至于百姓安居乐业,四海清平。昭帝死后,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他行为放纵,密谋除掉霍光,但反被霍光废掉。之后霍光又迎立刘病己即位,是为汉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霍光还政于宣帝。地节二年,霍光去世。但霍氏一门逐渐腐败黑暗。宣帝将腐败的霍氏集团一网打尽。宣帝治国摒弃不切实际的儒学,采取道法结合的治国方针,在整顿吏治上沿用昭帝时期,劝民农桑,抑制兼并,降低豪强在国家中的角色。经过了昭宣二帝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明显恢复,使汉朝再度迎来了盛世,这就是著名的昭宣中兴。

宣帝死后,汉元帝即位,西汉开始走向衰败。元帝柔仁好儒,导致皇权旁落,外戚与宦官势力兴起。他死后,汉成帝刘骜即位。成帝好女色,先后宠爱许皇后、班婕妤和赵氏姐妹(赵飞燕、赵合德),由于赵氏姐妹不能生育,成帝与其他妃嫔的子女均为赵飞燕姐妹残害杀死,史称“燕啄皇孙”。由于“酒色侵骨”,成帝最后竟死在温柔乡之中。成帝不理朝政,为外戚王氏集团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皇太后王政君权力急剧膨胀。成帝死后,由定陶王之子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哀帝有“断袖之癖”,终日与他宠信的对象董贤厮混玩耍不理朝政。外戚王氏的权力进一步膨胀。国家已经呈现一片末世之象,民间“再受命”说法四起。元寿二年八月,哀帝去世。太皇太后王政君派王莽接替董贤成为大司马,并迎接中山王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但是,刘衎已经沦为王莽的傀儡。五年后,王莽毒死仅14岁的平帝,并迎立太子刘婴即位,自己担任“假皇帝”。公元8年,王莽逼迫孺子婴退位,建立新朝,西汉灭亡。
东汉

公元23年腐败的王莽政权在赤眉、绿林民变下终于灭亡。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作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25年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随后击败了绿林军。其后,原本服从更始帝的汉朝宗室刘秀在鄗县(今河北高邑东南)之南即皇帝位,灭刘盆子,是为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即位后,于37年终于消灭赤眉、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实现全国统一。汉光武帝废除王莽时的弊政,社会安定,加强中央集权,对外戚严加限制,史称光武中兴。

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号为“明章之治”。期间,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十月,车骑将军窦宪领军出塞,击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刻石颂功,从此基本扫除了数百年来匈奴对汉朝北方边境的威胁。佛教在这时也传入中国。但是,在章帝后期,外戚窦氏日益跋扈,为东汉的衰落埋下伏笔。

88年,年仅31岁的汉章帝突然驾崩。年仅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但是实际上都是窦太后操纵朝政,国家政治日益腐败。窦氏的跋扈引发和帝的不满,不久,年仅14岁的和帝就抓捕外戚窦宪,外戚势力开始衰弱。但是之后和帝信用宦官,从此东汉的政治沦为外戚和宦官两股势力的争斗。不过,和帝仍然在政事上非常勤奋,不失为英明之主。元兴元年(105年)冬12月,年仅廿七岁的和帝病逝。出生仅百日的少子刘隆即位,是为殇帝。汉殇帝仅在位8个月就驾崩了。接替即位的是清河王刘庆之子汉安帝刘祜。他即位早期由太后邓绥临朝理政。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同时对自己家族的势力有所限制,却也对宦官势力纵容。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逝世,安帝亲政,将邓氏家族诛杀殆尽。安帝依赖外戚宋氏和阎氏以及宦官的力量。听信奸臣,肆意无忌。朝政昏庸不堪。东汉快速衰败下去。延光四年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死在叶城。外戚阎氏秘不发丧,拥立汉章帝之孙济北王刘寿之子刘懿,史称汉前少帝,但其在位仅200余日就病死。少帝死后,阎氏家族密谋再立傀儡,但被中常侍孙程击破,阎氏家族被诛杀。孙程迎立济阴王刘保,是为汉顺帝。在顺帝执政早期,宦官势力膨胀,却引发社会各界的反弹。阳嘉元年(132年),贵人梁妠立为皇后,从此梁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梁妠的兄弟梁冀被任命为大将军。汉安二年(143年)八月,顺帝病死,太子刘炳即位,是为冲帝,即位是年仅2岁,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永嘉元年(145年)正月初六,汉冲帝驾崩,年仅三岁。正月廿五日,梁冀拥立刘缵即位,是为汉质帝。质帝非常聪颖,称梁冀为“跋扈将军”,因此质帝不久就被杀害,年仅八岁。

本初元年闰六月初七日,大将军梁冀拥立汉章帝之孙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桓帝年少,因此继续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桓帝即位之初,梁冀势力几无边界,他残害忠良,公饱私囊,无恶不作。桓帝对他暗中也颇为不满,延熹二年八月初十,桓帝派兵士包围梁宅,梁冀与妻子双双自杀,梁氏外戚势力土崩瓦解。宦官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被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两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世称五侯。五侯贪婪放纵,终致在延熹九年引发第一次党锢之祸。永康元年十二月廿八日,汉桓帝驾崩。桓帝没有留下子嗣,由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灵帝即位之初,就引发以窦太后、窦武为首的外戚势力和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势力的激烈权力斗争。永康元年九月初七,宦官发动政变,外戚势力被削弱。宦官则在永康二年(164年)制造第二次党锢之祸。而灵帝本人骄奢淫逸,为填补财政公开卖官职,朝政腐败到了极点。终致在西元184年爆发了由张角所带领的黄巾之乱。虽然不久便平定了此场叛乱,但是汉朝政府经此一役已国力大减。且中央政府为了顺利平叛,又将军政权力下放给各地州官。各地豪强大族从此开始慢慢拥兵自重,加以其原本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演变成东汉末年袁绍、袁术、曹操、孙坚、董卓等众豪强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汉灵帝死后,董卓掌权,废后汉少帝刘辩为弘农王,改立汉献帝刘协。董卓被吕布诛杀后,军阀割据完全表面化,出现了把持中央的曹操;位于河北的袁绍;位于淮南的袁术;位于江东的孙权;位于荆州的刘表;位于益州的刘璋等势力。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朝丞相的名义讨伐各路军阀,在官渡之战中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军的主力,但同时架空汉室权力,全权代理皇帝处理朝政,汉朝皇帝此时已经是空有名分而无实际了。曹操虽然想以汉朝丞相的名义企图招安但却引起各路诸侯的反抗,认为他是奸臣,不得已曹操只能逼迫汉献帝下诏名正言顺地讨伐各路军阀。前期曹操虽连战得胜却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击败,仓皇北逃。三分之势逐渐形成。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继承曹操爵位,并于220年曹丕逼迫献帝让位,改国号魏,自称魏文帝,东汉灭亡,汉朝国祚告终,中国进入分裂的三国争霸时代。
汉朝疆域与政区

汉朝建立初期,各地叛乱不断,高祖连征叛乱而无暇顾及边防。河南地复为匈奴所有。南越,闽越,黔中地区趁机与汉朝脱离,后来文帝派人说服南越王和各国归顺,又恢复了一统的局面。但不久南越就因为荆州两湘地方不肯开关通商而肆起发动进攻。此时恰值汉武帝时期,汉朝的文治武功已到极盛,遂彻底剿灭了南越王政权,南越也首次直接归中央管理。西元前127年,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陇西、北地、上郡的北部,置朔方、五原二郡。云中、雁门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扩展。西汉的北部疆界至此推到河套,阴山以北。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酒泉郡。后又分割为张掖、敦煌、武威三郡。连同在湟水流域设置的金城郡,合城河西五郡。前138年,东瓯王迫于闽越王的威胁,举国内迁到今江淮流域。前110年,汉朝又灭亡了闽越国。前111年,汉朝平南越,又占有了海南岛,在该地设十郡。在西南地区,汉朝征服了诸国,边界推移到云南哀牢山和高贡黎山。东北地区灭亡了卫满朝鲜,设置了东北四郡。汉帝国的国土已基本成型。而在西域设郡也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

西汉末期,由于帝国的衰落和皇室的动荡,疆域萎缩。东北撤销了真番、临屯二郡。西南地区由七郡变成五郡,并且放弃了海南岛与象郡。王莽篡汉时期已经仅剩秦朝时的疆域,西域各国因为汉帝国的衰落而逐渐脱离管制。东汉王朝末年,中原战乱不断。遂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后放弃。高句丽与林邑两国蚕食东北及南方国土。只有西南地区扩展至大盈江一带。

汉朝初期,刘邦封异姓王七人。但因各地叛乱不断遂而消清大部分异姓王,仅留长沙王吴柄。同时大封同姓诸侯,这些王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谮于天子”。地方王国势力的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所实际控制的区域萎缩。吕后时期,增加外戚诸侯王。到文帝时期又纷纷铲除,增加刘氏诸侯王。但是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已经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文帝接受贾谊的建议,用分地的方法削弱诸侯的势力。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直接缩减王国的封地,引发诸侯王的强烈反弹,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但未几就宣告失败。景帝借此缩小各王国的辖地。武帝时期则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位由嫡子即位,而余子皆分一县或一乡的土地。因此王国不断缩小,汉郡不断扩大,加上边郡的开扩,汉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加强。同时,政府将大量面积较大郡予以分割。到平帝元始二年,共有郡国103个,辖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

州作为行政区划,在西汉时期萌芽发展,到东汉宣告形成。自元封五年(西元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东汉末年,地方多事。中平五年,朝廷选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一州军民。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至此,中国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县两级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十三个州为:司隶(治雒阳)、徐州(治剡县)、青州(治临淄)、豫州(治谯县)、冀州(治高邑)、并州(治晋阳)、幽州(治蓟县)、兖州(治昌邑)、凉州(治陇县)、益州(治雒县)、荆州(治汉寿)、扬州(治历阳)和交州(治龙编)。兴平元年(194年),又分雍州。则至汉亡,全国有十四州。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
汉朝人口

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下降。西汉初期人口数据估算在1500万—1800万之间。此后由于奉行黄老政治、与民生息,以及汉武帝时期的领土扩张,人口数量大幅提升。根据《汉书》的记载,公元2年西汉的户数为1235.6490万,口数为5767.1401万。

由于中国历史早期农业发展集中在黄河流域,故西汉人口密度分布极不均匀。以淮河、秦岭为界,北方人口约八成,南方人口不足两成。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司、豫、冀、兖、青、徐五州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这五州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人口数量在200万以下的有交、凉、并、朔方四州。扬、荆、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烽火遍地,加上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数再次锐减。东汉明帝时,全国人口数量仅3500万左右。后人口开始恢复。永和五年(140年),全国有户969.8630万,口4915.0220万。至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万,口5648.6856万。已大致恢复至西汉极盛时期。东汉的人口分布又有变化。中原人口为躲避战火向长江流域迁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国四成。口数超过500万的有豫、荆、扬、益四州。荆益两州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扬州人口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长的同时,北方大部分郡国人口减少。之后由于三国时期的战乱,到晋朝初期,全国人口又只有1600万人。
政治制度

汉朝实行三公九卿制,宰丞相具有较大的权利。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而在汉朝,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必须做御史大夫后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还设有御史中丞,掌管宫内事务。九卿则是太常(掌祭祀鬼神)、光禄勋(掌门房)、卫尉(掌卫兵)、太仆(掌车马)、延尉(掌法律)、大鸿胪(掌礼宾)、宗正(掌皇帝族谱)、大司农(掌全国经济)、少府(掌皇室财政)。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皇权,皇权开始大幅膨胀,尚书令的地位大幅抬升。汉武帝将身边重臣如严安、主父偃、朱买臣等为郎加以侍中,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原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外朝。汉朝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制,以地方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覆核;覆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均须经过中央覆试。武帝时期设置大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学校,专门培养才学之士 。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你举荐个人,我还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廿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包围京师,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另一支为北军,保卫首都其他地区。

汉代军职:伍长-什长-都伯-百人将-牙门将、骑督、部曲督等-别部司马(军司马)-都尉(骑都尉)-校尉(但五校几乎成清贵武职,偏文)-中郎将(五官、左、右、虎贲中郎将类同五校)-裨将军-偏将军-杂号将军(裨将军、偏将军应该就是杂号将军之末,但与其它两字将军地位有别)-四征、四镇、前后左右将军-卫将军-骠骑、车骑将军-大将军
[编辑本段]7、汉朝经济

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廿钱。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恢复了农业生产,但经济势力让然略显不足,而商人地位低下。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实力也因而爆棚,商人的地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汉元帝时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汉后期,这一现象更甚,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亦间接导致了三国局面的形成。汉朝时期,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

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当时著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著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到东汉时期,蚕桑养殖在长江流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特别是四川地区。蜀锦更价值连城,在三国时期甚至成为蜀汉一大财源。

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地位才得以提高。西汉时期,全国已有数个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江陵、吴、寿春、番禺、成都等。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伴随著商业的发展,一些经商哲学纷纷出现。到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商道线路发达,各地货物往来更加频繁。
科学文化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

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卅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卅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纪”,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都有偏差,学术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在科技方面,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丝絮和麻造纸,是纸的远祖,而东汉时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造纸术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东汉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预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中华“医圣”、中医之祖。而史书记载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其真实性现在受到陈寅恪等的质疑)。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其中,《九章算术》是对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汉代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瓷器烧造的时代。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此外,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此时发现。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臻于完美。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

汉朝也是中国宗教的勃兴期。佛教在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白马寺是中国第一间佛寺。道教也是在东汉时期宣告形成的。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张道陵创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

汉代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独尊之原因,在客观条件上是由于汉初至武帝,六十余年间,社会经济已呈繁荣;帝王集权亦经树立;学术思想自然趋于统一。盖诸家学说皆与帝王集权冲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权。儒家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正合帝王专制之治。加之,儒家学说范围极广,言训诂注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阴阳五行等,皆可附从,故得信仰者众。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注13],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见前引《儒林传·序》)弟子以及用儒生[注14],行夏时[注15]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

当时儒家之政治哲学是大一统、尊王及绝对王权三大理论。三大理论之根据皆以春秋“春王正月”为出发点。关于大一统之思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有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卷第二十三,述之尤详:“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门徒亦抱“是古非今”之态度。汉儒变而改制,直欲改秦制,而法周道,顾其所谓改制,系托古行己意,与周制不同。即如大一统之政治哲学,便是显著之例。所谓大一统,依董仲舒解释“一统乎天子”,即帝王集权之义。帝王集权的内涵,第一,须抑制诸侯,依《春秋公羊传》:1.诸侯不得专封[注16],诸侯不得专地[注17],3.诸侯不得专讨[注18]。实则周代诸侯,专封、专地、专讨,比比皆是。第二,须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袭[注19],2.大夫不得专执[注20],大夫不得专废置君[注21]。然观周代大夫,正与此相反。

尊王之说,为汉儒尊崇天子积极表示。亦与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与诸侯,不过国与国之关系,天子特为名分上之共主。而汉儒依托春秋,特立“王者无外”之最高原则。其实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之言,又何尝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主张。如成公八年,钟离之会,外吴而不外楚,郧之战,予楚而不予晋,即其例也。

绝对王权之说,即天子只对天负责,不对民负责。例如灾异之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虽则帝王对天负责,然引起灾异之变之责任,乃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罚之罪,亦为宰相,无及帝王,此无异于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代盛行之王权神授说[注22]。所谓王权神授,即帝王对于国家人民具有绝对权力。此类学说,与周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思想完全相反。

总之,汉儒之政治哲学,即三大理论:大一统、尊王与绝对王权,完全为汉帝而立。汉儒拥护帝王集权,别出心裁,古未之有。

汉代儒者,在思想上,既口含天意,随便造谣;在政治上,亦欲打倒一切,唯我独尊。就“打倒一切”而言:第一,欲打倒法名之学,而行德教治国。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可知孔子之教显然是:以刑法治国,毕竟不如德教治国尽美尽善。汉儒家之主张,未尝不是。第二,直欲以礼代律,以春秋断事。《盐铁论》卷十《刑德》对以春秋断狱,批评如下:“《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诛心之论,即春秋之义也。春秋所谓心,全依宗法及身份等级之伦理观而言,非依平等合理之法律而定。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官不能治,社会何由安宁。汉代以春秋治狱,颇不乏人。《汉书·食货志下》:“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汉书·五行志上》:“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汉书·兄宽传》:“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最著者为董仲舒,《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即为其例。

然则武帝尊儒学,用儒生,果出于至诚,合于儒学精义乎,是又不然。彼好神仙,信巫蛊,已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合,其用张汤、杜周等为法家,直欲以刑法治国,非以德教治国,大背儒学宗旨。故宣帝即位,尝谓其子元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本人行动非儒,其政治施策,亦非儒。所谓尊儒,乃尊其所尊,非人所谓尊也。所以,余谓秦皇焚诗书,系禁私学,专任吏治;汉武帝黜百家,亦禁私学,杂行霸与王道,两者虽有激烈和平之异,但目的皆为思想统一、帝王集权。为功为罪,互相伯仲。世人不察,每誉汉而毁秦,谬矣。(摘自黄现璠撰《汉代学术思想之三变》,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七期,1941年10月8日)
汉朝外交

公元前三世纪,匈奴被冒顿单于统治,国力非常强大,多次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200年冬,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匈奴军队佯装后退,汉军则迅速北进到平城白登山。却在白登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精锐骑兵包围。刘邦与汉军被包围七天七夜。最后刘邦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逃出重围。由于长年战乱,国家初定,经济残破,汉朝采取和亲政策力求与匈奴暂时维持和平。到了景帝时期,汉朝一方面继续和亲,另外也在边境进行屯田移民,在国内则实行复马令来增加马匹,加强士卒训练并大量制造兵器,这些都是预备反抗的准备。汉武帝年间,派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将领对匈奴进行三次大规模战争。汉朝占有了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关系,为汉朝与西域之间开辟通道,而匈奴则狼狈北徙漠北。汉朝虽一举将匈奴击溃但自身也元气大伤,武帝遂轮台悔过下令休养生息。后来,在汉匈大战中战败的匈奴帝国分裂为五部,其中一部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要求与汉和亲,结为亲家。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是为昭君出塞。到了东汉时期,匈奴又分为两部,分别为南、北匈奴。其中南匈奴立呼韩邪之孙比为单于,与汉朝关系友好。北匈奴立蒲奴为单于,在明帝时期一度侵扰汉朝边境,被击退。章和元年,北匈奴为鲜卑所破,单于被杀,其中五十八部降汉。永元八年,汉车骑将军窦宪等征伐北匈奴余部,单于遁逃,窦宪在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此后,一些北匈奴南降汉朝,另外一些则向西迁徙改变了欧洲历史格局,而欧洲的罗马帝国竟然被逃遁的匈奴残余势力所颠覆!可以说汉朝的这场胜仗实际是间接毁灭了罗马帝国。

西域在汉朝早期是指南疆一带,后来扩展到天山以北和中亚东部。西汉中早期,西域地区为匈奴所控制。汉武帝时期,于建元三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以联合夹击匈奴。张骞在路上一度被匈奴扣押,并在匈奴娶妻,十余年后逃出,经大宛等国到大月氏,但未能取得夹击匈奴的答复。后来张骞东返,又被匈奴扣押。直到元朔三年才返回长安,回来时只剩他和随从堂邑父三人,他的匈奴妻子也一并来到长安。元狩四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约乌孙共击匈奴。虽然张骞未能说服乌孙国王夹击匈奴,但是张骞却与其使节先后游历了大宛等国,后来亦由各国使节陪同,返回长安,从此以后,汉朝与匈奴反复在西域地区争夺。元封六年,汉武帝以细君公主与乌孙和亲。细君死后,汉又在太初四年以解忧公主续嫁。同年,汉朝大破大宛,西域南道各国都转投汉朝。汉武帝在乌垒设使者校尉,又在渠犁屯田。到宣帝时,汉又驱逐匈奴驻在西域的僮仆都尉,控制西域北道,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西汉末期,西域各国又因汉朝衰落而脱离汉朝的控制。东汉明帝初年以后,汉朝又恢复了西域的关系,并于永平十六年在乌垒设西域都护,派班超负责西域事务。永元九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经条支、安息等国,到大秦西界而还。随著西域局势的稳定,商旅往来日益频繁,丝绸之路在汉朝形成。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

东汉中后期,西羌先后三次进攻汉朝。第一次是在永初元年夏,持续了长达十二年的时间。第二次在119年,战事主要发生在关中地区。直到建康元年才告结束。第三次发生在延熹二年,主要战争在陇西一带进行。汉朝基本以全胜收场。

汉朝初期,与东瓯、闽越、南越等国关系尚友好。后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三国的越人国家先后被灭。武帝时期,汉朝多次派使节经略西南夷,并在这些地方设立益州等郡。到东汉时期,汉朝与这些地方联系更加紧密。汉朝与朝鲜和日本也有密切联系。东汉光武帝时期,古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汉赐一枚“汉倭奴国王”金印,至今是日本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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